南京住建委专家称限牌是必然 但不宜突然推行

守诺

日前，深圳市突然宣布“限牌令”，引起广泛关注。地方政府为何搞突然限牌？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高级经济师陆玉龙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对于限购政策的前期研究和设计不够全面和精细。陆玉龙称，自己对小汽车限购政策研究了7年，近期写成了报告《车牌商品化——我国特大城市小汽车限购政策创新研究》。2014年12月17日，他曾将这份报告发给10个限牌系数较高的城市市长，以及已经限牌长达20年之久的上海。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市也收到了报告，但并未作出回应，不到两个礼拜就宣布了“限购令”。

限购是必然趋势

对于限牌政策的实施，陆玉龙表示，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城市道路不可能无限满足机动车持续快速增长的需求。以南京为例，新世纪以来，南京机动车拥有量突飞猛进，年均增长率持续超过20%。2013年底达到178万辆，到2014年底很可能突破200万辆，机动车人均保有率已达到22%。“控制小汽车过快增长，是缓解我国特大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

就目前已经限牌的城市而言，陆玉龙分析说，分三种模式：一是上海的车牌竞价拍卖收费模式；二是北京、天津、贵阳的车牌摇号免费模式；三是广州、杭州的混合模式：一部分摇号，一部分拍卖。

陆玉龙认为，上海的模式最先进，但有一定弊端。“一方面，采取公开竞价拍卖方式，完全由市场决定，忽略了政府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在新增车牌数量控制机制上，实行年月额度计划制度，完全由政府决定，忽略了供求关系因素。”另外，还导致了大量购车者到外地上牌，如今上海境内外地车牌的小汽车数量占上海机动车总量的30%左右，大大抵消了小汽车总量控制的成效。

车牌可实行“商品化”

车牌是小汽车注册登记管理的凭证，一旦到了车辆报废时限，就面临被注销，车主没有所有权，不能计价交易转让。对此，陆玉龙建议，如果将车牌商品化，就意味着车主可以通过规定的方式支付“牌照费”而获得车牌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小汽车总量，既能调控增量，又能调控存量，引导车主买卖和消费小汽车行为理性化和效益最大化。

按照陆玉龙的想法，限牌实施后，政府可以按时发布新增小汽车“牌照费”年度指导价；购车者按月申请投标报价；所有投标报价的平均价与年度指导价两者再平均，形成月度新增小汽车“牌照费”基价。倘若投标报价高于、等于基价的，获得新增小汽车车牌购买权。

陆玉龙表示，为防止价格操纵与失控，申购者投标报价不得高于和低于年度指导价的50%。同时，统一实行网上申购并采取“实名制”，申购者还需全额预缴车牌款，若未申购成功，全额返款。“现行的拍卖方法，往往使车牌被炒到天价。‘基价制’包含政府指导价格，同时设定了封顶价。”

陆玉龙表示，车牌商品化制度的重要补充实现形式，就是商品化“二手车牌”，“二手车牌”应与“二手车”分开计价和交易。新购车牌拥有两年之后才允许上市出让。另外，“二手车牌”市场价格可以为新增小汽车车牌申购者投标报价和政府发布新增小汽车车牌的年度指导价提供参照。

不宜一夜之间推出

对于老车牌，可以分两种情况处理，一是“老车老办法”，不强制转化为商品化车牌，车辆转让时，正常办理车牌变更登记手续；车辆报废时车牌自然注销作废。二是“老车新办法”优惠政策，现有存量小汽车车主在自主判断未来中长期车牌价格运行趋势的基础上，自愿选择存量车牌变更为商品化车牌，应予以支持和鼓励。陆玉龙表示，这种措施是给现有的车牌车主一个选择，“自己来判断车牌价格的增值空间，如果确实不需要车辆的可以选择放弃，如果选择将车牌商品化，也就意味着将来很有可能通过车牌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对于深圳实施突击限购，陆玉龙表示，这对政府公信力是很大的损害。他提出，车牌商品化制度不宜在一夜之间推行，要有过渡期。 “从公示、征求意见、审定到实施之日为过渡期，大约可设定为3个月时间。在过渡期内，所在特大城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禁购小汽车；本市常住居民、非国有和非国有控股企业正常购车，正常办理车辆登记上牌手续。”陆玉龙还建议，汽车“牌照费”第一年以较低价格起步，这考虑到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兼顾未来“牌照费”的上升空间或增值水平。

陆玉龙称，报告说白了就是将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指导相结合，既能达到限牌的效果，又尽可能满足市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