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渔场非法“三无”渔船猖獗 渔民或将无鱼可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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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的鱼儿去哪了？

　　浙江的渔民一直流传这样一则谚语：今天不吃子孙鱼，明天子孙有鱼吃。

　　来自浙江省舟山市的方盛华说：“我们子孙后代快要吃不到自己的鱼了。”已从事水产品加工近10年的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东海渔业资源日益匮乏。

　　在水产品加工厂起步阶段，方盛华基本不担心货源。过了几年，他明显发现，收来的鱼在品质和重量上都大不如前。为了补充货源，方盛华买渔船进入捕捞行业。第一年收益还不错，每艘渔船出海捕捞的产值能达700万元，第二年却一下子降到了四五百万元，到了第三年，锐减至两三百万元，收益大幅下滑。按照方盛华的说法是：“出海即亏本。”

　　“还不是因为东海里没鱼可捕了，三无渔船泛滥，非法渔具毫无节制，把东海的鱼赶尽杀绝了。”方盛华算了一笔账，以青占鱼为例，这种鱼类在4、5月份时，一斤有30条左右，而到了8月份，能长到一斤3条。有些三无渔船在4、5月捕捞100吨小鱼，制作鱼粉饲料售卖，获利十几万元。可只要耐心等3个月，这100吨就能长到1000吨，收入可以达到100多万元，非法渔船偏偏就在青占鱼生长黄金时段出海捕捞。

　　方盛华已经承受不住亏损了，他利用当地政府的扶持，把渔船改造成远洋渔船，远赴安哥拉捕鱼了。

　　已捕鱼30多年的渔民李忠德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上世纪80年代，我给捕鱼公司打工，一网下去，能捞16万斤大黄鱼。现在，大黄鱼已经像古董那样珍贵啦！”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巡视员严寅央对此痛心疾首：“东海曾经的几大主要鱼产中，大黄鱼偶尔可以见到，乌贼已很少见，带鱼的品质也越来越差。”

　　从当地渔民，到水产品企业主，再到政府官员形成了一个共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破坏。

　　严寅央介绍说，三无渔船主要指无船名号、无渔业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浙江省目前有1.2万艘三无渔船。这些三无渔船对渔业资源的破坏力极强，大部分三无渔船是在伏休期出海捕鱼，这正是鱼类生长的关键时期，等到伏休期结束，正规渔船会出现捕鱼困难，甚至提前返港的情况。而且三无渔船使用的渔具基本上是农业部规定禁止使用的非法渔具，即所谓的“绝户网”。

　　严寅央为记者举例说：“比如‘地笼网’，网具被做成了曲折的‘迷魂阵’，从几米到上百米都有，鱼只要游进去就出不来了。比如灯光围捕，捕鱼船上装配大功率的灯泡，灯光能穿透几十米的海水。几十条渔船同时在夜间作业，海面如同白昼。因为鱼有趋光性，大大小小的鱼群被吸引过来，然后被一网打尽。又比如，电拖网，将渔网通电，一扫而过，海底一片狼藉。”

　　“这种赶尽杀绝式的捕捞必须禁止。”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童加朝说，浙江省在2014年启动了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及其他各类非法行动，开展“船证不符”渔船、禁用渔具、海洋环境污染等三项整治。截至2015年3月20日，浙江共打击三无船舶11034条，占全部排查渔船的85.4%。

　　“三无”渔船为什么这么多？

　　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五爱村的渔民张老大自小出海打鱼，2014年，他的三无渔船在严打中被没收。由于没有其他技能，50多岁的他只好打小工，每月收入维持在两三千元。

　　当问到为什么要造三无渔船出海打鱼时，张老大摸着头，叹了一口气，他在当地渔业形势最好的时候，贷款打造了自己的渔船，但是市场形势急转直下，由于亏损不得不卖掉渔船。

　　“我没有土地，渔船是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上严格控制渔船数量，不再审批新船，随后新进入的渔船就成为没有证件的三无渔船了。”

　　同样来自石浦镇的渔民林老大也有相似的经历。1999年因为亏损卖掉了渔船，靠海吃海的他只好使用三无渔船出海打鱼。

　　柴油补贴的发放方式是造成三无渔船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为何这一惠民政策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呢？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副主任谢雷宁介绍，柴油补贴主要是以马力指标为参照，以拖网作业为例，补贴标准是一千瓦1800元左右。又因政府实行控制渔船数量和马力总数的双控政策，使数额有限的马力指标变得“金贵”，交易黑市也逐渐兴盛。对渔民来说，无论是重返还是新进这个行业，都很困难，他们只好造三无船只出海打鱼。

　　“更严重的是，工商资本进入了马力指标交易黑市，他们购买了大量马力指标，然后雇佣渔民出海打鱼，吃的就是柴油补贴。”

　　宁波市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包希伟说，柴油补贴也影响了现有合法渔船的退出，在2006年没有实行柴油补贴之前，象山县每年有大大小小200多艘渔船退出，实行油补之后，几乎没有一艘渔船退出。

　　“其实现有合法渔船的数量，对于现存东海脆弱的环境承载力来说，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了。”包希伟说。

　　但调研中发现，柴油补贴对于当地渔民生活保障和经济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包希伟认为，应该改变的是柴油的补贴方式。首先从“谁消费柴油，补贴谁”变为“谁出海捕鱼，补贴谁”。现存直接和马力指标挂钩的补贴标准过于单一，变相扩大了渔业生产强度，刺激了商业资本的投入。因此，要建立多元结构的油补政策，实现控制渔业生产规模、降低捕捞强度的目的，让补贴真正有益于渔民生活和渔业转型。第二，现在柴油补贴由财政直接发放，地方职能部门难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精准调控。比如帆张船（一种装有非法捕捞渔具的渔船）对鱼群的杀伤力大，却因为其马力大，获得柴油补贴多，这反而不利于渔业资源的保护。

　　上了岸的渔民怎么办？

　　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一家造船厂被当地渔业局收购改造成非法船只扣押和拆解的场所。走进这家船厂，大大小小停放了30多条三无渔船，一群工人正在用电焊肢解其中的一条船。

　　包希伟介绍，象山被截获的非法渔船都停留在此等候处理，一部分比较大型的船只，通过清污改造成为人工鱼礁投入海底。一部分船被拆解后当作废品回收。一部分体型小的木制船会被直接砸碎。这种处理方式显示了浙江在打击三无渔船上的决心。

　　严打的背后，一道民生考验题摆在面前：那些失去渔船的渔民怎么办？这也是实行“三打一整治”行动后让包希伟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在渔民转产转业上，我们也有自身的难处。首先，沿海县市的资源禀赋有限，靠海吃海，没有其他出路。其次，三无渔船的船主大多在40岁以上，特别集中在50—60岁之间，他们缺乏高层次的劳动技能，缺乏转移到其他产业的能力，所以休闲渔业是目前政府和渔民都看好的一条道路。常有渔民来打听，政府也在推动。”包希伟说。

　　“但也不能一窝蜂地上项目，休闲渔业要考虑当地市场的承载力，要合理规划，要处理好政府、公司和渔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谢雷宁说。

　　“积极探索渔民转产转业，最终的目的还是修复东海渔场，将渔民转产转业和渔场修复工程结合起来。”谢雷宁说，渔场修复的目标是争取到2020年渔场恢复到80年代的水平。

　　80年代是什么水平？当地渔民说，那是一网撒下去就能收获十几万斤大黄鱼的年代，那是海水没有被严重污染的年代。

　　“要想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件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比如抓捕三无渔船需要海关、边检、检验检疫和海事等相关部门的配合，渔民转产转业需要人社部门的配合，查获非法渔具需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配合，治理海水污染需要环保部门配合等。这些事情仅仅靠地方海洋与渔业局一家是很难做好的。”谢雷宁说。

　　“第二件事是需要其他沿海兄弟省份的配合，全国形成‘一盘棋’格局。”谢雷宁说，水是流的，鱼是活的。只有浙江一省之力，没有其他省份的统筹协调，渔场修复也很难见效，渔民转产转业的决心也不可能坚定。